在虚拟货币传销案件中，检察官的指控通常依赖一份看起来无可辩驳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，里面用复杂的图表画出庞大的层级网络，并声称存在一套固定的分钱规则。然而，在曾杰律师团队办理的一起虚拟币案件中，辩护没有在“是不是传销”这个笼统的问题上过多纠缠，而是做了一件更具体的事：律师通过毫无争议的链上追溯，证明所谓的传销返利并不存在——核实证人“团队长”孙某及其直接关联的上下线（以及其他被作为证据的21人）的交易记录，查看是否存在返利。通过对这一个关键点的深入核查，证明了控方讲述的故事，在最基本的事实上就站不住脚，最终，实现案件的有效辩护，打掉看似板上钉钉的传销罪名。（该案也获得广州市律协2025年度业务成果奖三等奖）
一、虚拟货币发币类传销，辩护思路在哪里？
在这起案件中，检方指控一个平台以发币为名搞传销。在他们的指控体系里，孙某被认定为组织里的一个重要中层，手下有不少下线，他的收入被说成主要是从下线的投资里按固定比例抽成。在检方的鉴定报告里，孙某的上下线关系画得清清楚楚，资金往来也有统计，他被当作证明“拉人头能赚钱”的典型例子。
作为辩护律师，我们意识到，如果能证明即使在孙某这个被检方视为“典型”的案例里，所谓的“拉人头抽成”也根本不存在，那么检方对整个模式的描述就会失去可信度。这就是辩护的突破口。
二、检方的指控思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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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关系：通过后台数据，确定孙某和一些人之间有上下线推荐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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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用公式：按照他们指控的抽成比例（比如3%），算出孙某“应该”拿了多少返利。（但实际上，这个3%的公式是否存在，证据中无实际证明过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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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逻辑的毛病在于，它从“一群人总共投了多少钱”，直接跳到“其中一个人因此赚了多少钱”，中间缺了最关键的步骤：他们并没有去查，每一笔下线投资发生时，孙某的账户里是不是真的、同步地收到了对应比例的钱。检方是用“推测”代替了“验证”。
三、辩护的关键：回到区块链，一笔一笔地对账
这个案件中，曾杰律师团队没有去争论“模式算不算传销”这个大而空的问题，而是选择用最笨也最扎实的办法：把检方的一句笼统指控，拆解成几百个、几千个具体的小问题，然后去区块链这个公开账本上，一个一个找答案。
完全同意检方证据里例举的孙某及其上下线的身份，以及他们在区块链上的收款地址。先不吵“人是谁”，只查“钱怎么走”。同时也同意检方例举的21个投资人的身份真实性。
从区块链浏览器上，把孙某及其所有关联上下线的地址，每一笔交易记录全部下载下来。这就是最原始的、谁也改不了的“银行流水单”。
这是最核心、最体现功夫的步骤。辩护团队把“孙某从下线获得3%提成”这句话，翻译成几千个这样的具体问题：“在5月10日下午2点，孙某的下线张三向平台地址转了1000 USDT，那么在此之后，孙某的地址有没有收到一个从平台相关地址转来的、恰好30 USDT的款？”
然后，律师像会计对账一样，进行手工的、枯燥的交叉核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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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刻在孙某的收款记录里，查找时间上紧接着、金额刚好是转账额3%、并且是从平台或资金池等特定地址转来的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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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每一次“有”或“没有”的结果，连同交易哈希、时间、金额，清清楚楚地记在表格里。
核对的结果是决定性的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那个按照检方说法“理应”出现的、分毫不差的“返利转账”，在区块链的公开账本里根本找不到。
相反，孙某账户真实的进账，是另一番样子：钱来自无数个不同的、陌生的地址，金额有大有小，时间也零零散散。这分明是在公开市场上，把币卖给各种不同散户的样子，而不是从一个固定“资金池”里领取下线的提成。
四、这个方法为什么管用？孙某案的启示，曾杰律师传销辩护方法论
通过对孙某一个点的深挖，这套方法展现出了超越个案的价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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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让传销辩护变多了一个新的方向：辩护方不再需要费力去纠结一个复杂的模式是什么，只需要证明检方所说的那个简单规则“没发生”。当检方连自己树立的“典型”的抽成都无法在链上证实，他们描述的那套运作机制，自然就让人难以相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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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护方提出的每一个质疑（“某笔钱你没收到”），都对应着一个可以随时上网查验的交易哈希。法庭辩论就从“我认为”“你觉得”，变成了“我们一起来看这条公开记录”。这让质疑变得非常坚实，难以反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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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护方用的是全网公开、无法篡改的区块链总账，去检验检方提供的、来自平台后台的“内部账本”。两者对不上，大家自然会怀疑：那个“内部账本”是不是有问题？它的统计方式是不是错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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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可以复制，形成连锁反应：在孙某身上成功之后，辩护方用同样的方法，核查了检方指控网络里另外20个关键人物。结果都一样。当20多个“样板”全部被证实不符合检方描述的规则时，检方构建的整个传销网络故事，也就失去了事实基础。最终，案件的传销指控被彻底打掉。
孙某案的辩护过程给出一个清晰的启示：在虚拟货币类案件辩护中，面对复杂的电子证据，最有效的辩护可能不是抛出更宏大的理论，而是进行更细致的检验。这种方法，可能也适用于很多虚拟货币类的洗钱案，支付结算类非法经营案。
